汉服究竟承受了多少“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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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究竟承受了多少“不能承受之重”?

这是一篇南京大学副教授的论文

起初看到还是有些震惊的

其中论点值得深思

故引用作为讨论和思考

正文如下

一袭轻衣,悲欣交集——当代汉服

审美中的情感体验研究

艾秀梅*

汉服究竟承受了多少“不能承受之重”?

摘要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中出现了汉服复兴的现象,这一现象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情感体验。审美主体对于服装投射了宗教性的忠贞之爱,并在活动中获得了同侪之谊的满足。与此同时,由于汉服在历史上的消失伴随着民族伤痛的记忆,如今的复兴也蕴含了一系列负性情感的体验,如受辱者的怨恨、悲凉。审美主体又受到借服饰复兴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景鼓舞,实现对上述痛苦情感的克服,转向悲壮、崇高体验。对这一情感体验的研究也揭示出汉服运动值得省思的方面:汉服成为秀衣党在虚拟世界中自我陶醉和审美移情的载体,又被民族主义者赋予了过多的符号意义,失去了作为服装最基本和最单纯的日用功能,这对汉服在公众生活中的推广是不利的。

关键词  汉服运动  情感体验  复古思潮

汉服究竟承受了多少“不能承受之重”?

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一股虽非显著却潺湲已久的审美风尚之流,就是复古思潮的兴起。说它新,是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极为罕见的对古典的再发掘。中国20世纪的发展基调是现代化,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时尚也往往是向先现代化地区看齐,因此往往是向西式的、东洋的、港台的看齐,却突然在20世纪末期出现了一个复古思潮。方向可谓新!这一新动向在审美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例如:启蒙阅读中的儿童读经运动,在父母的安排下,成千上万的孩子涌向私塾,过起了每日摇头晃脑读四书五经的生活;饮食文化中由《舌尖上的中国》所引发的地方传统风味美食热潮;在家居生活中,根据古老风水理论置业和设计家装的比比皆是,装修风格上也出现了简约中式热、明式家具热;而在服饰文化中,全国各地则零散地出现了一些穿古代汉服、甚至一年四季只穿汉服的人,他们结社无数,遍及各高校,也时常汉服出街。就连养生保健行业中,也是国医馆遍地开花,用岐黄之术健美身体的人趋之若鹜……总之,一种古风特色的生活美学似乎颇为流行。

这一复古生活风尚的兴起耐人寻味。从小里说,这只是关于衣食住行的器物层面的变化;但是,正如古人所说的,“道在屎溺”(《庄子 知北游》),从小处也可以见微知著,把脉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层次上一些不可小觑的发展动向。以汉服的复兴为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在中国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汉服运动。之所以称为运动,是因为这一风尚的参与人员已经达到相当的体量。在百度汉服吧截止到2017年2月的统计中,大陆高校的汉服组织已经有832家,并且正在快速增长。[i]据汉服网2019年1月底发布的《2018汉服产业报告》统计,全国汉服爱好者约204万人,平均年龄21.03岁。[ii]可以说,已经存在一种显著的青年汉服亚文化。汉服虽然只是一袭轻衣,但汉服运动已绵延15年,其发展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汉服运动的诸多耐人寻味之处中,本文姑且只谈一件,就是汉服运动者的情感体验。

一、

正性情感:忠贞之爱、同袍之谊

    情感,是一个与人的情绪体验密切相关的概念。“就脑的活动而言,情感和情绪是同一物质过程的心理形式,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侧面或两个着眼点。”[iii]因此这两个概念也常常被混用。但二者之间其实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在英语中情绪通常由emotion表示,情感则写作affection,情绪是带有即时性、特定性的较强烈的心理感受,情感则更为稳定,常常带有浓厚的文化特性。情绪是比较外显的,常伴随着喜笑、哭泣等非常具体的外部表现;情感则更加内隐,是一种更为深邃和复杂的心理体验。汉服运动,作为一个以穿着为载体的身体活动,既有着丰富的情绪体验性;又由于汉服兴起背后的复杂历史根源而成为一个文化情感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最为突出的一种情感是对于汉民族的爱。

爱是一种确定的愉悦,积极的情感,是包含着对对象肯定性评价的情感。对民族的爱属于人的归属感需求产生的情感。爱自己的民族,这几乎是一种天然具有的情感。在比较古老的民族(ethnic group)概念里,民族是以血统为基础建立的,具有人种学上而非政治、文化上的区分意义,汉服运动所指向的情感对象就是这一种族、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当以特定族群为民族指标的时候,也最容易产生民族之爱的专一性。通常服饰是最具有易变性的一个领域。流行的服装样式至多维持三两年,就被取代,人们投入新一轮的追逐中。但是在汉服界却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一旦选择汉服,就只穿汉服。这种痴迷显得非同寻常。如苏州的秦亚文,在苏州大学读书期间天天穿汉服出现,被媒体称为“汉服女孩儿”。秦亚文一炮走红,毕业后也以相关产业作为自己的营业谋生手段。在西南石油大学就读的康伟是一位全日制汉服男生,辽宁工业大学的马凯伦、旅居日本的高芷珞也是如此。而他们只是媒体报道出来的全日制汉服青年中的几例个案。

这样的坚持使得他们对汉服的情感完全不同于其他服饰。事实上,在服饰领域,某一种具有传统特色的服饰受到青睐、成为流行,这并不稀奇。例如旗袍,始终是中国女性婚礼喜宴服饰款式的首选。再如在毕业照中,民国风格的衫裙则最为风靡,从幼儿园到大学,女生蓝衫黑裙、男生纯色中山装的民国款是毕业季的主打服饰。这种选择具有场合的特殊性、穿着的暂时性,主要是一种审美趣味上的选择。但对汉服的选择则与此大不相同。拥趸们在某个传统文化仪式或者文化表演结束以后,把汉服穿到日常生活中,克服现代生活的种种挑战,坚持天天穿着这种制式繁杂、袍袖宽大的古代服饰。这种对汉服的专一之爱超越了穿着这一日常活动的层面,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情感意蕴。

在汉服拥趸的言论中,解释自己的着装初衷时,相当多的人会提到:我穿的是祖先的衣服,身上流着祖先的血。穿汉服绝对不只是穿着的事。[iv]汉服在其穿着者心目中往往具有文化之根的象征意义,是一件宗器!因此汉服拥趸对汉服的着装情感往往与深层的民族信仰融合一体。《穿着汉服,他们想帮中国重回世界之巅》一文写了三个人物,其中的武梅,1970年代生,这在以学生辈为主流的汉服群体中是很少见的。她不是因为爱汉服而走进汉服运动,她本来是做玫琳凯直销的,女儿爱好传统文化,她在陪读中被这些年轻人的单纯和热情感动,经常帮助她们出资出力,如此加入了汉服圈。她称华研会汉服骨干如同“圣婴”。武梅自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对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拜金主义和信仰缺失非常失望,而在汉服圈子里她看到了自己所盼望的。所以非常热忱地参加祭祀黄帝等活动。文章几次写到她感动流泪:“祭祀的音乐响起,武梅油然生出一种凄凉之感:炎黄子孙的文化多么衰败,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不认识自己的祖先,华夏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与祖先精神相通,哭了出来。”“通宵未眠的武梅站在从祭的队伍里,音乐响起,她又哭了出来,她感到一种感动:无论多么艰难,只要坚持走下去,华夏就一定不会消亡。这次珞玉也在队伍里,也哭了,她看着巨大黄帝像的眼睛,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v]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着装者的个人超越了时空的有限性,实现了与远古先祖的联通、合体,在祭祀中她们被唤起了一种保种护教的神圣责任感与使命感,正是这些感召使他们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意义重大。着装者也在这些活动中获得了宗教性情感体验的满足,这远远超越了一件美丽的衣服所带来的个体审美满足。

除了对民族的爱之外,汉服运动者也在他们的组织关系内部体验到同侪之间的情谊。统计表明,汉服运动的参与者以20岁左右的大学生群体为多数,在民众中的认知也以20-40岁阶段的人群认知度最高。[vi]因此,这是一项年轻的时尚运动,参与主体是一批青春、敏感、多思的年轻人。这一阶段的国民以独生子女居多,非常缺乏兄弟姐妹的情谊体验。而汉服爱好者的结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联谊的平台,因相同的志趣爱好和追求而成为亲密伙伴。他们彼此之间的通用称呼是“同袍”。这一术语出自诗经名篇《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中描述战士们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情景,其中的情感正可以表达汉服拥趸之间声气相求的感受。同袍们以汉服为主题共同组织了名目繁多的集体活动。例如穿着汉服祭祀历史上的汉族英雄;穿汉服举行射礼、古代婚礼、冠礼、笈礼等;穿汉服在户外庆祝传统节日如清明、修禊、端午、中秋等。特别是在户外活动中,同袍们身穿飘逸的汉服,模仿古人在山水自然之间郊游踏青、赛龙舟、饮酒作诗、拜月,近乎举办了一次又一次青春雅集,不但推广了汉服,也使同袍们的交流联系更加密切。正如《诗经》有“兴观群怨”之功能,汉服这件古老而美丽的衣服也发挥了社交功能,使参与者在与同龄人的联合中获得同侪情谊的满足。

二、

负性情感:悲凉—悲壮—崇高

    汉服运动中的情感体验还不只忠贞之爱、同侪之谊这样的积极情感,另外还有极为丰富的悲范畴的情感体验,例如悲凉、伤感、悲壮等。相比较而言,这些属于负性情感。在汉服运动中,形成这类情感

体验的缘由有两个,一是历史性的,一是当下性的。

如同戏文中总会出现一个小人作祟的情节,忠贞之爱的关系中必然有一个破坏者、搅扰者,对爱者或被爱者施与了迫害,造成情人之间的离散、痛苦。在汉服运动中,参与主体的受访口述或主动表达也反复提到这个搅扰破坏者。扮演这个角色的,在古代为满清,在近代以来则为异族,特别是曾经入侵过中国的东西方各民族。

许多汉服拥趸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秉持汉本位立场,因此,明朝作为汉人统治的最后一朝,其悲剧性的灭亡被看做华夏亡于异族的标志。尤其是,满清入关以后暴力推行剃发易服的举措,用“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政策挫败汉人的反抗意志,这一往事在汉服者表述中被反复提及,在叙事频率上成为一个高频情节。正是这一史实使得汉人与汉服分离,以至于今天的汉人居然认旗袍马褂为民族服装,误以为汉服是和服。这些令汉服捍卫者痛心疾首,引起他们对国人不了解自己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凄凉愤懑之感。造成此痛的始作俑者正是满清。对破坏者历史行为的追述所引出的是一种非常具有现代性的情感特质:怨恨。德国天主教神学家舍勒对怨恨的心理根源有过极为中肯的阐释,他认为怨恨形成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报复冲动:“在任一复仇冲动出现之前,都必然有过一次攻击或伤害。重要的是:这种复仇冲动绝不带有反击冲动或防卫冲动,哪怕这一反应同时伴有愤怒、狂怒或盛怒……挨了一耳光之后立即回以耳光,这不能叫做报复。准确地说,报复事态的两个本质特征主要是:将直接萌发的反抗冲动(以及与之相联的愤怒躁动和狂怒躁动)抑制住,或忍住一段时间或至少一会儿,于是,这一反抗反应被推到下次或适宜场合(走着瞧,后会有期)……报复本身已是一种体验,基于一种无能体验的体验,这总是弱者所处的一种情状。”[vii]这一段阐述非常切近于汉服运动中负性情感的历史缘由。满清入关虽然也曾经遭遇过中原抗清群体的激烈抵抗,但这些抵抗都以失败告终。许多著名的英雄人物战死或者自杀殉国。可以说,这是一段被压抑下去的历史痛楚。而在当下这个中华民族复兴成为昂扬主旋律的时代,对于被压抑的报复冲动来说,正是一个后会有期的日期。今天拿着智能手机的汉服年轻人竟然呼应了明末遗民的情志,他们在汉服推广运动中所祭祀的英雄有许多是抗清骨干,比如史可法,袁崇焕,夏完淳……弱者的被抑的报复冲动和历史怨恨适时地在汉服运动中抒发出来。

除了满清,19世纪末期日本及西方诸国对中国的侵略也常被列入汉服伤痛记忆的原因而提及。一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时代的历史记忆非常强大。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日本侵华,这些历史事件在中国人的近现代历史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许多人对民族历史的认知中充满着受侮辱的伤害性情绪体验。虽然中国早已经摆脱掉上述历史年代,早已经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夷夏之辨的思维仍然存在,中国当代的败坏仍常被归咎于洋人。如华夏文化研习会的会长吴化之将西方人称为夷狄之首:“欲以虎牙啖我华夏者,即是夷狄……西人以利权衡天下,以商掌控天下,以欲堕落天下,致全人类道德崩溃,文化崩溃,信仰崩溃,秩序崩溃,此非夷狄而为何?西人‘亡我之心不死’,此非夷狄而为何?”[viii]在日常生活中,每次发生带有或者被认为带有辱华色彩的事件,即便极为微小,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产生应激性的激情行为。汉服运动在情感维度上通常与之合拍,成为民族情感表达的重要阵地。

吊诡的是,汉服运动也受害于这种负性的应激型民族情绪。2010年10月,四川成都春熙路德克士餐厅,一位穿汉服的女孩来就餐,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在场的一群爱国愤青逼迫她立刻脱衣焚烧。这一事件揭示了汉服运动既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也承受着当下环境中的不理解,后者加重了汉服群体悲情的情感体验。

在汉服的发展中,推行者遇到的第一个阻力是来自自己国内同胞的不解,被人们用极为异样的眼光看待。因为这种服饰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实在太遥远,通常只有在电视剧、电影中才会出现。当看到汉服,人们的反应曾经有:这是在拍电影或者cosplay,他们穿的是寿衣,这些是穿和服的日本人……汉服,在自己的土地上遭遇着误会,孤独地徜徉。在汉服界有一篇时常被提及的短文叫做《一个人的祭礼》,作者网名叫天涯在小楼。2004年在天津有一场祭孔仪式,仪式上所有参与人员穿着清朝官员和卫兵的服饰举行了祭礼。小楼以为这一着装不合适,屡次交涉希望纠正,仍然没有结果。于是在祭礼结束以后,小楼身着汉服深衣自行献祭,并通过网络自媒体报道出来,且配上一袭雪白深衣孤独地逆着人群走向祭坛的照片。作者写道:一件深衣,一份信仰,一个人。博文最后说:“多年以后,我想我会记得这天,一场盛大的祭礼,一次对儒家文化的呼唤,一群崇尚传统的中国人。只是,我依然坚持的相信,这是一个人的祭礼——白衣胜雪、不染纤尘。”[ix]这段悲情凄美的文图引起了汉服同袍们的共鸣。这种情调也反复出现在汉服界的书写中。汉网所刊发的有关汉服的文章,也多以散文抒情的形式表达对于汉服消失的痛惜、对当代国人不认识自己传统服饰的悲凉。

但是悲情或者悲凉只是悲体验的起点,却不是终点。由于汉服的穿着往往不只是为着一己的审美乐趣,而是有着保种护教的深远文化诉求,因此穿着行为就具有更加宏远和崇高的目的。所以这种起初的消极性悲情总是能够被升华为更高意义上的情感。

在空间层面,当汉服在本地语境遭遇误解和质疑的时候,个人体验常常被联想于整个华夏民族文化的断裂之殇,并借着网络传播在热爱民族文化和关心民族命运的各地同好者中引起广泛响应,于是个体私人体验上升为壮阔的族群性体验。汉服运动的情感就超越了悲伤、悲凉,而渐成悲壮。在时间层面上,经历了梳理往昔历史创伤的初级阶段以后,由于当下国家层面所倡导的民族复兴、传统文化复兴的主旋律,汉服运动也深受此愿景鼓舞。人们由此可以汲取到力量,从悲凉、悲哀、悲壮中走出来。在汉服界有一首广为传唱的古风歌曲《重回汉唐》,由赵丰年、孙异等几位汉服拥趸创作,其中写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广袖飘飘,今在何方?几经沧桑,几度彷徨。衣裾渺渺,终成绝响。我愿重回汉唐,再奏角徵宫商。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我愿重回汉唐,再谱盛世华章。何惧道阻且长,看我华夏儿郎。”在这首歌中,主人公的情感起初为汉服的消失而感伤,以至于反复寻觅、多方叩问;但在情感体验的最高阶段,这一情感超脱了服饰之痛,转而追求服饰所表征的民族历史的辉煌再现。服饰断代之殇的受压抑带来的痛感被克服,产生出新的借汉服复兴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快感。由此,汉服中的情感体验近于康德所谓的崇高。从汉服运动发展的轨迹来看,参与者在负性情感体验上多会经历始于悲情、继于悲壮而终于崇高的过程。而且,随着国人对汉服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悲情与悲凉的体验也越来越多地被崇高感所代替。

三、

对汉服运动情感体验的省思

    对汉服运动中情感活动的探讨使我们看到,在一件古老衣服的遮蔽下,年轻的参与主体情感是如此丰富而深刻!

不过,穿衣,可以是一件有情感的事,却又不能以抒情为能事。作为衣食住行四项基本活动之首,穿着必须首先是一项具有务实性的生命本能活动。从这个角度说,情感体验的汉服生活太过抒情,乃至于有矫情之嫌。

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曾经描述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反常化(陌生化)手法。[x]舞蹈是陌生化的走路,诗歌是陌生化了的说话,艺术也不过是增加感觉的长度、难度……从而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知。在汉服的穿着中,穿着本身也具有陌生化的效应,从而把穿者带离庸常的当下生活情境。在汉服的公众呈现中,服装常常被置放于人为营造的古典情境中,看不到高楼、电线杆、车流、红绿灯、现代家电这些最常见的生活背景,而被保留着的是完整的自然景观,是天然的山水、园林、风景名胜等区域。穿汉服的人手里拿的也不是手机,而是竹笛、折扇、宝剑、线装书……汉服生活已经成为一场唯美的穿越式生活秀,极大地满足了年轻人的审美移情心理。当前,拥趸们获取汉服的方式已经从早期的自制全面转向购买,也因此催生了庞大的汉服产业。2018年以淘宝网为平台的汉服商家有815家,年度总产值已达10亿8千万元。[xi]商家在宣传促销上则进一步投合年轻人尤其是女性高度唯美的消费心理,更加努力地营造具有古典韵味、堪比古代宫廷剧的服饰生活画面。穿上汉服的消费者则通常以在自媒体空间分享着装美照作为自己汉服审美的高潮环节。在这样的消费和穿着中,着装者借助一袭罗衫逃离日常,遁入虚幻的审美世界中,在移情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想象性塑造。从某种程度上说,秀衣党的汉服运动只是一场自我陶醉的服饰表演,这也是一些志存高远的汉服爱好者所痛惜不已的。

另外,汉服运动中的民族情感也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这一情感真挚、热烈、专一,在今天这样一个急功近利到无以复加的时代似一股清流,使人钦佩。但同时,这又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想象色彩、投射向乌托邦、带有一定宗教特点的情感。汉服运动者中的部分骨干阶层是有高远理想的,他们的兴趣远不是穿一件别具风格的衣服这么简单,而是有着光复汉族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以华夏正统引领世界的远大理想。例如在华研会(华夏文化研习会)的战略表述中,第六条提到,各汉服社团骨干应该定期给新会员讲解汉服运动以及汉家思想,让这些新会员看看溪山琴况(汉服运动先驱者之一)的文集,看宋豫人先生的讲座和文章,看王闻达先生的书……知道了什么是汉服运动什么是汉家思想,他们也就会一步步地变成仁人志士,变成真同袍了。汉服运动里的人如果大部分人是真同袍,则汉服运动就具备了罡风一样的力量,可以扫荡一切的尘埃。[xii]这是一种政治抱负吗?笔者宁可将其解读为在人们的现代性追求中解决终极关怀焦虑的探索结果。当今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发展,但是人却越来越不知道我是谁。生活意义和价值的缺失感处处萦绕。正如前述武梅的例子所显示的,有些人成为汉服拥趸并不是因为爱慕汉服,而是因为刚好汉服和汉服群体给了他的生存一个意义,一个关于“我是谁”的答案。这一终极关怀的焦虑在汉服运动中得到缓解,使当代人从族群身份维度安顿了个体:作为中国人(或作为汉人)就应该这样行礼,就应该这样举行婚礼,就应该这样过节……所以这一运动在特定人群中的风靡是合情合理的,它也深刻地揭示了汉人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任何无神论教育都不能彻底摧毁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一个民族是可以回到他的过去的,即便过去极为辉煌。另外,现今的中国只能是一个各民族融合的政治实体,任何太强调差异和次序的议题都值得谨慎对待。有学者提醒:汉服运动从表层看以“恢复汉服”为现实诉求,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从深层看,它以汉族文化为本位,宣扬汉文化的纯正性和优越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宣扬汉民族种族的纯正性和优越性,这不是民族意识的回归,而是民族意识的退化。[xiii]汉服运动中的这种倾向是需要警惕的。

同时,我们更需要放下移情作用或民族激情的遮蔽,认真地思考:一个人的身份建构是指望在族群身份中完成的吗?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汉人、中国人?还是必须首先是一个汉人、中国人,然后才能成为人?首先具备族性,还是首先具备人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在有关自豪感的调查中,心理学家发现,“美国被试的自豪更多基于个人成就,中国被试的自豪更多基于集体成就,中国被试认为对于个人成就感到自豪是不适当的,而美国被试更积极地评价个人成就所产生的自豪。”[xiv]这一调查结果对我们理解汉服运动所强调的族性特质有帮助。与强调个人性的美国人不同,中国人的认同往往建立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而在中国人的群体认同结构中,最经常被提起的就是民族——中华民族,促使人奋发向上努力追求的,往往是为了民族自豪这样的动机,体育运动、科技创新、奥数比赛中莫不如此。从汉服运动的逻辑中我们看到,即使在穿衣这样私人性的领域里,也在竭力强调族群身份标志的优先性。这是否有利于本已弱化个体价值的当代中国公民建立更完善的自我认同?

另外,也不得不指出,在汉服运动中,有些人已经把自己民族化。固然,任何一种民族化诉求都不能不受到该民族已经有的某些特定形式的影响,但也有必要警觉过分依赖于殊相、自性。其实汉服的发展历史也曾经历了许多外族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发展的服饰体系。而当前的汉服运动一面是推广了优雅美丽的汉服,但是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一个汉族中的“少数民族”。在汉服群体中,有些人不仅穿着讲究古制,其他方面也强调汉化。例如,书面表达用文言文,并且使用繁体字,行礼是作揖鞠躬而非握手拥抱,过节日是采用古代制式,竭力维护汉服制式及古代礼仪的纯粹性。在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当下时代中,这无疑也以复古的形式建立了新的小族群,其内部的生活场景和大多数的汉族人已大相径庭。如果朝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对汉服的未来可能并非好事。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袭轻衣,汉服已承载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

汉服要在实现服饰基本功能方面上开掘,才有利于它走向更广天地。这要求汉服首先被作为一件衣服来看待,而不是一件宗器、一个象征性符号。在这一层面上,汉服与当下生活的适应性应该得到重视。虽然有人把汉服当做日常服饰穿着,但汉服复杂的款式、面料、形制知识使之成为一门学问,绝非一般人所能染指,一些宽袍大袖款式的汉服对于当代人便捷生活的诉求也有点两不相宜。所以对于当前呈现出某种疲态、陷入瓶颈的汉服运动来说,持守汉服作为服饰的基本功能,走出秀衣误区、淡化文化符号功能,使日常之物首先回归日常,才是它开拓前进的必经之路。

注  释


*艾秀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i] 百度汉服吧 https://tieba.baidu.com/p/4985043190?pn=12017217日。

[ii] 汉服网 https://www.han-fu.com.cn/thread-1254-1-1.html2019129日。

[iii] K.T. 托特曼:《情绪心理学》,安宗昇、韦乔治译,台湾五洲出版社1987年(民国76年)版,第304页。

[iv]见澎湃新闻对康伟的报道:《四川大二男生穿汉服出入课堂:工作后会继续穿》https://edu.qq.com/a/20171019/015696.html2 017  10 19 日。

[v] 杨语:《穿着汉服,他们想帮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刊登于上海报业集团界面新闻网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94060.html201879日。

[vi] 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1页。

[vii] 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林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viii]杨语:《穿着汉服,他们想帮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刊登于上海报业集团界面新闻网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94060.html201879日。

[ix]引自天涯在小楼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5fa8d4010002ay.html2006129日。

[x] 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xi] 汉服网https://www.han-fu.com.cn/thread-1254-1-1.html2019129日。

[xii] 见吴化之博客:汉服运动战略系列论文之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8aa070101fjzc.html20131226日。

[xiii] 张跣:《“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xiv] 傅小兰主编:《情绪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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